武汉某消杀队队长康复返岗受排挤:他们把我当瘟神

 

 

复工后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对疾控中心附近的一所海鲜城进行采样检测与消杀等工作。可是,直到出发时,领队的孙医生才发现,原本二十人左右的消杀团队,报道时只出现了十六七人。“后面我问我们的领导,发现有几个跟我关系不错的同事知道我要回来继续上班,就提前跟领导申请不去参加这次外出了”。而这件事,仅仅是孙医生即将在医院遭受的诸多“特殊对待”的开始。

 

元月二十三因新冠肺炎入院接受治疗的孙建虎(化名)医生本是武汉市某区疾控中心的消杀队负责人。随着二月份疫情的迅速爆发,疾控中心对辖区内诸多场所的消杀工作迫在眉睫,无奈消杀队群龙无首,居家隔离观察未满十四天的孙医生便积极响应领导要求,提前返岗指导消毒与病毒防制工作。

“因为我是我们整个中心的消杀的总负责人嘛,所以每天都要给每个科室的消杀人员布置工作”。而正因为无法避免与同事每日的面对面交流,孙医生很快成了科室间“游荡的瘟神”,被昔日通力合作的同事们排挤在社交圈之外。“我一去到别的办公室布置工作,他们马上口罩带带好,和我距离保持得远远的,我唤他们也不过来”。

 

其实最让孙医生气愤的,是同事们在了解了他身体情况后,仍然选择把他像个“大病毒”一样远远地隔离开。“他们明知道我已经完全恢复了,CT和核酸检测都没问题了,可还是还把我当个感染者看待”。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同事们对孙医生的排挤更明显了。“后来我去布置工作,他们直接在办公室门口摆张桌子或放个推车,不让我进办公室,我就只能隔着老远,在外面给他们讲话”。此外,孙医生还留意到,自从他上班后,几个同事频繁请假,“好像专门为了躲着我,我上班他们就回家”。

 

但对于这些曾排挤或疏远过他的同事,孙医生还是表示理解。“在这么严重的疫情之下,大的自保原则每个人都有,更何况这种情况是少数,身边还是有正能量的人的”。如此善解人意的孙医生,却在四月底复查时两种抗体检测同时显示阳性。虽然根据官方文件上所写,抗体双阳的患者并不具有传染性,但保险起见,为了保护单位中身边人的健康,孙医生选择在医院办公室内实行“自我隔离”。“我当时就在办公室里安排工作,工作都让同事去做,十天后复查发现抗体检测也没问题后我才重新开始自己跑科室”。

 

回忆自己二月初刚出院时那段时间返回工作岗位的原因,孙医生并不想拔高自己。孙医生认为,疫情前区里的消杀工作原本都是他在联系,如果他不再继续做的话,虽然别人也能做好,但是需要消耗很多的精力与时间去熟悉情况。“我对这里的工作熟悉些,所以当时住院的时候蛮紧张,好在后来提前返岗了”。

 

“我们其实没有做什么意义非凡的大事,大家也没想别的,每个人想的都是把自己的一份工作尽量做好”。如孙医生所说,正是因为有着一个又一个像孙医生一样在疫情期间坚守住岗位,把本职工作做到最好的医护人员,我们才会有如今武汉抗疫的优异成果。因此,他也祝愿此次北京疫情可以早日过去,希望全体参与服务工作的医护人员可以平安。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使用化名)

 

 

截至6月11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已为七十六批共3706名(共3709人次)抗击疫情医务工作者提供人道救助。其中,为3644名因抗击疫情而不幸感染的医务工作者,每人资助10万元;为62名因抗击疫情而不幸殉职的医务工作者,每个家庭资助100万元。孙建虎是第七十五批收到基金资助的医护人员之一。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医务人员为抗击疫情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1月26日开始,字节跳动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成立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已全面启动。目前,捐赠金额已增至4.36亿元。

 

 

 

复工后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对疾控中心附近的一所海鲜城进行采样检测与消杀等工作。可是,直到出发时,领队的孙医生才发现,原本二十人左右的消杀团队,报道时只出现了十六七人。“后面我问我们的领导,发现有几个跟我关系不错的同事知道我要回来继续上班,就提前跟领导申请不去参加这次外出了”。而这件事,仅仅是孙医生即将在医院遭受的诸多“特殊对待”的开始。

 

元月二十三因新冠肺炎入院接受治疗的孙建虎(化名)医生本是武汉市某区疾控中心的消杀队负责人。随着二月份疫情的迅速爆发,疾控中心对辖区内诸多场所的消杀工作迫在眉睫,无奈消杀队群龙无首,居家隔离观察未满十四天的孙医生便积极响应领导要求,提前返岗指导消毒与病毒防制工作。

“因为我是我们整个中心的消杀的总负责人嘛,所以每天都要给每个科室的消杀人员布置工作”。而正因为无法避免与同事每日的面对面交流,孙医生很快成了科室间“游荡的瘟神”,被昔日通力合作的同事们排挤在社交圈之外。“我一去到别的办公室布置工作,他们马上口罩带带好,和我距离保持得远远的,我唤他们也不过来”。

 

其实最让孙医生气愤的,是同事们在了解了他身体情况后,仍然选择把他像个“大病毒”一样远远地隔离开。“他们明知道我已经完全恢复了,CT和核酸检测都没问题了,可还是还把我当个感染者看待”。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同事们对孙医生的排挤更明显了。“后来我去布置工作,他们直接在办公室门口摆张桌子或放个推车,不让我进办公室,我就只能隔着老远,在外面给他们讲话”。此外,孙医生还留意到,自从他上班后,几个同事频繁请假,“好像专门为了躲着我,我上班他们就回家”。

 

但对于这些曾排挤或疏远过他的同事,孙医生还是表示理解。“在这么严重的疫情之下,大的自保原则每个人都有,更何况这种情况是少数,身边还是有正能量的人的”。如此善解人意的孙医生,却在四月底复查时两种抗体检测同时显示阳性。虽然根据官方文件上所写,抗体双阳的患者并不具有传染性,但保险起见,为了保护单位中身边人的健康,孙医生选择在医院办公室内实行“自我隔离”。“我当时就在办公室里安排工作,工作都让同事去做,十天后复查发现抗体检测也没问题后我才重新开始自己跑科室”。

 

回忆自己二月初刚出院时那段时间返回工作岗位的原因,孙医生并不想拔高自己。孙医生认为,疫情前区里的消杀工作原本都是他在联系,如果他不再继续做的话,虽然别人也能做好,但是需要消耗很多的精力与时间去熟悉情况。“我对这里的工作熟悉些,所以当时住院的时候蛮紧张,好在后来提前返岗了”。

 

“我们其实没有做什么意义非凡的大事,大家也没想别的,每个人想的都是把自己的一份工作尽量做好”。如孙医生所说,正是因为有着一个又一个像孙医生一样在疫情期间坚守住岗位,把本职工作做到最好的医护人员,我们才会有如今武汉抗疫的优异成果。因此,他也祝愿此次北京疫情可以早日过去,希望全体参与服务工作的医护人员可以平安。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使用化名)

 

 

截至6月11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已为七十六批共3706名(共3709人次)抗击疫情医务工作者提供人道救助。其中,为3644名因抗击疫情而不幸感染的医务工作者,每人资助10万元;为62名因抗击疫情而不幸殉职的医务工作者,每个家庭资助100万元。孙建虎是第七十五批收到基金资助的医护人员之一。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医务人员为抗击疫情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1月26日开始,字节跳动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成立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已全面启动。目前,捐赠金额已增至4.3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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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康复返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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